晚唐宵禁松弛后的历史影响3

天宝年间,部分坊间夜市已非常兴盛,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言:“北堂夜夜人如月,南陌朝朝骑似云。南陌北堂连北里,五剧三条控三市。弱柳青槐拂地垂,佳节红尘暗天起。”崇仁坊也是“一街辐辏,遂倾两市,昼夜喧呼,灯火不绝,京中诸坊莫与之比”,[6]热闹非凡。而夜市的形成,则是晚唐五代市民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力。
三、娱乐市民化倾向的形成
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,娱乐生活,特别是夜间宴娱,多在皇室宗族和达官显贵的府邸举行。李世民
《三层阁上置音声》:“绮筵移暮景,紫阁引宵烟。隔栋歌尘合,分阶舞影连。声流三处管,响乱一重弦。不似秦楼上,吹箫空学仙。”写皇宫夜宴的情形。祖咏《宴吴王宅》写吴王李恪召集文人雅士观舞:“吴王承国宠,列第禁城东。连夜征词客,当春试舞童。”李白《寄王汉阳》状在贵族宴饮中的见闻:“南湖秋月白,王宰夜相邀。锦帐郎官醉,罗衣舞女娇。笛声喧沔鄂,歌曲上云霄。”李唐宗室与贵族的府中夜宴,为一时风气,李适之喜宴宾客,“饮酒至斗余不乱。夜宴娱,昼决事,案无留辞。”以为美谈。豪宅聚会,或彻夜歌舞,岑羲《夜宴安乐公主新宅》云:“金榜重楼开夜扉,琼筵爱客未言归。衔欢不觉银河曙,尽醉那知玉漏稀。”储光羲《留别安庆李太守》云:“明牧念行子,又言悲解携。初筵方落日,醉止到鸣鸡。”或留客住宿,杜甫《郑驸马宅宴洞中》云:“主家阴.洞细烟雾,留客夏簟清琅玕。春酒杯浓琥珀薄,冰浆碗碧玛瑙寒。”便是写驸马郑昌裔宴后留客休憩。
而民间主要集中在固定的里坊,如平康里之三曲和可以留宿的酒楼。施肩吾《金吾词》云:“行拥朱轮锦幨儿,望仙门外叱金羁。染须偷嫩无人觉,唯有平康小妇知。”李廓《长安少年行》云:“晓日寻花去,春风带酒归。青楼无昼夜,歌舞歇时稀”,郑合《及第后宿平康里诗》云:“春来无处不闲行,楚润相看别有情。好是五更残酒醒,时时闻唤状头声。”裴思谦《及第后宿平康里》云:“银缸斜背解鸣珰,小语偷声贺玉郎。从此不知兰麝贵,夜来新染桂枝香。”白居易《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》更是描绘少年时“寓居同永乐,幽会共平康”的过程,铺陈了两人歌舞、欢宴、留宿、辞别的过程。除了平康里,酒楼也是夜间饮酒作乐的去处,此类酒楼常以胡姬侍寝,贺朝《赠酒店胡姬》云:“胡姬春酒店,弦管夜锵锵”,一到夜晚,酒肆歌舞悠扬;施肩吾《戏郑申府》云:“年少郑郎那解愁,春来闲卧酒家楼。胡姬若拟邀他宿,挂却金鞭系紫骝。”成为少年们寻欢作乐的地方。李白《前有一尊酒行》云:“胡姬貌如花,当垆笑春风,舞罗衣,君今不醉将安归?”中唐以前诗人所写夜间生活,大致不出豪宅、平康坊及酒楼等固定场所。集中在官邸和固定里坊的娱乐,虽然部分诗人可以参与,但其服务对象主要针对上层官僚和士人。下层市民是很少有机会来参与到夜间娱乐活动中的。
而随着宵禁的松弛,市民文化得以迅速繁荣。首先,虽然早期也存在一些民间文艺形式如说话、变
文、戏曲以及曲子词等,尽管这些艺术形态也在民间流传,但其演出对象主要为贵族,我们从有限的记载来看,倡优、歌伎以及著名艺人常常集中在皇宫和官府;但在晚唐五代,随着宵禁制度的解除,城市中开始出现面向下层民众演出的歌舞、说唱和戏曲。其次,由于城市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,市民白天集中在作坊和商铺中进行生产,并没有大量的时间和场合去欣赏演出,只有在佛教节日,才有可能到寺庙里去听演说。当以上元夜解禁为突破口,直接服务于下层市民娱乐需要的产业如表演、歌舞、说话等开始面向下层市民,并将演出场地向市民开放。这极大地促成了艺术形态向世俗化、市民化转移,使服务于下层民众娱乐口味的俗文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。第三,与市民娱乐需求一起形成的商业文化,支持并鼓励了晚唐五代市民文学的俗化,使说话、曲子词、变文成为新的文学形式,为宋词、话本和杂戏的形成作了必要的铺垫。
夜市的兴起,不仅意味着市民的娱乐需求得以承认,也成为市民文化迅速形成的原动力。宵禁废弛以后,各地夜游之风立即兴起,普通百姓可随意聚会。张籍《送郑尚书出镇南海》说:“蛮声喧夜市,海色浸潮台。”写广州夜市的喧杂。卢纶《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》也说:“沿溜入阊门,千灯夜市喧。”写行程中所见夜市连绵。王建《寄汴州令狐相公》云:“水门向晚茶商闹,桥市通宵酒客行。秋日梁王池阁好,新歌散入管弦声。”《夜看扬州市》云:“夜市千灯照碧云,高楼红袖客纷纷。如今不似升平日,犹自笙歌彻晓闻。”可见市民可以欢宵达旦地娱乐。黄滔《江州夜宴献陈员外》便是写民间乡绅“浔阳江上夜开筵”的情形,白居易《见小侄龟儿咏灯诗并腊娘制衣,因寄行简》也是写江南夜间“灯火穿村市,笙歌上驿楼”的娱乐情形。杜荀鹤《送人游吴》说:“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。”韦庄的《过扬州》便感慨晚唐时期,“当年人未识兵戈,处处青楼夜夜歌。花发洞中春日永,月明衣上好风多。”可见,晚唐宵禁开放后所形成的夜市,极大刺激了民间娱乐业的发展,歌舞、曲艺等艺术形式,在丰富百姓娱乐需求的同时,也在迅速得到创新和发展。
随着市民娱乐的兴起,贵族的夜间娱乐也发生了变化,逐渐向市民化、俗化的方向发展。《旧唐书》
卷16载:穆宗长庆元年二月,丙子,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,欢甚,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:“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,盖时和民安,甚慰予心。”对曰:“前代名士,良辰宴聚,或清谈赋诗,投壶雅歌,以
杯酌献酬,不至于乱。国家自天宝以后,风俗奢靡,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。而居重位、秉大权者,
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,曾无愧耻。公私相效,渐以成俗。”穆宗时期,贵族娱乐已不再保持前期的文雅状态,而是向喧闹吵杂发展,与民间娱乐形态大体类似。在这种逐渐俗化的文化形态中,说话、俗讲等逐渐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,并逐渐发展起来,为宋代文学的俗化作了必要的铺垫。
曲子词的繁荣最能说明问题。中唐以后,由于教坊制度的变革,掌握了大量教坊曲目的歌伎陆续流散到民间,这些原先仅在皇室和上层贵族中流传的歌唱和演出形态,立刻成为许多酒肆妓院彻夜演奏的曲目。温庭筠《弹筝人》言:“天宝年中事玉皇,曾将新曲教宁王。钿蝉金雁今零落,一曲伊州泪万行。”世人称之为新声,以表达他们对这种曲目的喜爱。孟郊《晚雪吟》云:“古耳有未通,新词有潜韶。”张祜《观杨瑗柘枝》云:“微动翠蛾抛旧态,缓遮檀口唱新词。”司空图《南北史感遇十首》之一云:“佳人自折一枝红,把唱新词曲未终。”这些下行的教坊曲目,以其细腻、新奇的旋律和参差错落的节奏吸引了下层百姓的喜欢,成为夜间娱乐的重要内容。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听众的需要,许多词人、艺人纷纷加入到曲子的创作中,吴融《李周弹筝歌》言:“年将六十艺转精,自写梨园新曲声。”极大刺激了晚唐文人创作欲望。传统的教坊曲目多由专业乐工创制,而流散在民间的歌伎很难有才情去创作新声,只能依托那些稍通音律的文人来依曲填词,以“新词”招徕顾客。李益、温庭筠正是这种背/景下为妓/女填词,温庭筠还成为了第一个大量填词的文人。可以说,曲子词的繁荣,宵禁制度的松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因。
[参考文献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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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刘昫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[3]李昉,李穆,徐铉.太平御览·卷30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[4]翁俊雄.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[J].历史研究,1994,(3).
[5]宋敏求.长安志·卷8[M].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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