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教（二）

　　儒教被弃以后，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创立了“孔教会”。康有为屡次向当时的议会上书，要求立孔教为国教，并参加了张勋的复辟活动。孔教会创办了《不忍》杂志，一面痛惜儒教的被弃，另一面积极从事复辟儒教甚至复辟帝制的活动。20世纪30年代，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令孔教会改称“孔学会”，否认孔教会的宗教性质。其后身，是香港的“孔教学院”。孔教学院院长汤恩加，一面用大量的资金赞助文化和慈善事业，另一面积极从事复兴儒教的活动，包括不断提议，要求国家正式承认儒教的现实存在，要求儒教享有和国内其他宗教一样的平等地位。然而迄今为止，尚未能得到批准。
　　现代发展编辑
　　国际儒学联合会
　　国际儒学联合会（英文名：InternationalConfucianAssociation，简称：ICA）是由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、德国、新加坡、越南等国家和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地区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，于1994年10月5日在中国北京正式宣告成立；1995年7月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登记，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性学术团体。联合会永久会址设在中国北京。
　　新儒家
　　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。新儒学又称新儒家，是科学发展观时期建设和谐社会方法，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。其代表人物——徐雨，于丹，翟鸿燊等。狭义的新儒学，是指梁漱溟、张君励、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。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-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。
　　大众儒学
　　大众儒学，是当代一种新的儒学研究派别，是新时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传统儒学思想在当下社会的意义影响作出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。
　　儒学中“仁”和“礼”的关系应是仁礼一体。不讲仁只讲礼，礼就不会被社会
　　和谐
　　和谐
　　成员普遍认可，就会遭到反对；不讲礼只讲仁，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，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。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。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，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，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。
　　儒学“仁礼一体”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，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。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，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。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，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（即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）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。建立分层践行的“以礼为体，以法为用”的礼法体系，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。
　　儒学“民贵君轻”的思想，表明儒学不是把“君”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，而是把“民”（即人民大众）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。儒学对“舜娶而不告”和“汤武革命”的赞成，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。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的内涵一方面是：君守君道臣守臣道，父守父道子守子道；一方面则是：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，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。所以，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，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。所以，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，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。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，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，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。
　　儒学“礼之用和为贵”的思想，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，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。儒学认为，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。“汤武革命”和“舜不告而娶”的目的是“复礼”而不是作乱。所以，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，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。所以，“汤武革命”与“克己复礼”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，都是创造和谐、促进和谐的行为。儒学承认，一切人（尤其是居下位者）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，可以使人（尤其是居上位者）在违背仁礼方面，不致走得太远，可以使人在破坏和谐的道路上，不致走得太远。因此，儒学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。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：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。所以，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。
　　争论编辑
　　对于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历来有争议。反对者的意见如果归结为一条，就是说儒教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。比如：儒者一般不信鬼神，儒教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，儒教无彼岸世界等等。实际上儒教是有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的，儒者信奉上帝（天）。依儒经，上帝“作之君、作之师”，教给君师的任务，不是让他们带领人们到上帝的世界里去，而是要他们“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”，即辅佐上帝，把天下治理好。这只是教义的不同，并不是教与非教的分水岭。1902年以前，儒者们一致认为，儒教是和佛教、道教、回教、基督教一样性质的宗教，区别仅仅在于儒教是“圣教”，而其他的不是。
　　争论一
　　第一次关于儒教是教非教的争论，是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“礼仪之争”。
　　利玛窦在中国
　　利玛窦在中国
　　所谓“礼仪之争”，是早期在华基督教内部，争论儒者们祭孔、祭祖是不是宗教活动。假如是宗教活动，则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就不能加入基督教；假如不是，则可以成为基督教徒。利玛窦来华，为了打开传教的局面，自辟蹊径，允许那些保持祭孔、祭祖传统的儒者加入基督教，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。他在给罗马公教会的报告中，声称这些活动仅仅具有纪念意义，并不具有宗教意义。而在他撰写的中国札记中，则把儒教作为中国宗教状况的首要内容，并且明确指出：儒者们“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”，“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”，儒者们“也承认别的鬼神，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，所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”。从这些札记中，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，利玛窦说儒教不是宗教，不过仅仅是他的传教策略而已。
　　争论二
　　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叶。康有为主张改革儒教，他的学生梁启超追随他的主张，在湖南自强学堂讲
　　陈独秀
　　陈独秀
　　学，力主儒教就是宗教。但是变法失败以后，梁于1902年发表《保教非所以尊孔论》，认为儒教不是宗教。梁的意见立刻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强烈指责，但是未能改变梁的主张。从此以后，儒教不是宗教的观点就逐渐流行开来。另一个流行观点是道家非道教说。
　　10年后，即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，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。在此以前，蔡元培曾经不止一次发表文章，包括他在德国写的学位论文，都曾明确主张儒教是教。在担任教育总长后，他首先取消了学校中保存的尊孔读经制度，不久又明确宣布儒教不是宗教，并且主张用美育取代宗教。
　　数年后，陈独秀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并在该杂志上多次著文，明确指出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，而不是宗教之教。
　　这次争论，儒教不是宗教的主张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。从此以后，儒教不是宗教，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，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，成为一切有关传统文化著作的立论基础。争论三
　　第三次争论从1978年年底开始，任继愈先生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，发表儒教是宗教的演讲。后来又就此题目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讲和文章，论证儒教是宗教。然而在近10年的时间里，几乎没有一人赞成，而只有任继愈先生一人在坚持着他的儒教是教说。
　　1986年，何光沪首先著文，支持儒教是教说，后来又有赖永海、谢谦、李申，相继以不同形式，公开赞成儒教是教说。到1999年，10余年间，有案可查的、明确支持“儒教是教”说的学者，加上任继愈先生，共5人。
　　1999年、2000年，李申两卷本的《中国儒教史》相继出版。支持者认为这是“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”，是“划时代的著作”。反对者认为该书是“国家级的豆腐渣工程”，是不通训诂、没有读懂古书的结果。激烈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，零星的争论至今仍然在进行。
　　围绕《中国儒教史》争论的结果，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。其标志性的事件：一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上海师范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，召开了“儒学、儒教和宗教”的学术讨论会；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“儒教研究中心”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参加了成立中心大会，表示国家最高的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管理机构，都正式承认了儒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；三是这个“宗教蓝皮书”，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。[8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