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代军制武备

　　〈西汉〉
　　汉大抵依秦制，凡民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以为卫士。每立秋斩牲于郊，名曰貙。兵官皆肄孙、吴兵法六十四阵，名曰乘之。季冬，天子大会飨赐，观以角抵，罢遣（〈王尊传〉：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台，临飨，罢卫士。）。
　　按：《魏书》曰：「汉承秦制，三时不讲，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，五营士为八阵，名曰乘之。」
　　二岁为材官、骑士（材官自秦有之。《志》云：秦置材官于郡国，高帝常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、才力武猛者，以为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。）。八月，太守、都尉、令长、丞尉会都试课殿最。水处为楼船，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。年六十五乃免就田。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出赋，人百二十为一算，为治库兵车马（秦孝公十四年始为赋，汉兴算赋。）。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，不人自行，其行者不可往便还，因便往一岁一更。诸不行者出钱三百，入官以给戍者，是为过更（更有三品：每一月一更，谓之卒更。贫者欲得雇更钱，次直者出钱雇之，月二千，谓之践更。繇戍谓之过更也。）。有事以羽檄发材官、骑士，以备军旅（如高祖十一年，发上郡、北地、陇西车骑、巴蜀材官。吕后五年，发河东、上党骑屯北地。宣帝神爵元年，发三河、颍川、沛郡、淮阳、汝南材官诣金城。）。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。当时各因其地，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（时以卢卿为上郡将军，魏遫为北地将军，周灶为陇西将军。），事已则罢。
　　京师之兵，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、郎中令诸郎、城门校尉屯兵。北军属太尉，南军属卫尉。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以宠将帅；而北军分八校尉，以中垒领之（中垒、屯骑、步兵、越骑、长水、胡骑、射声、虎贲，凡八。）；中尉为执金吾，而置三辅都尉属焉；郎中令为光禄勋，而置建章营骑属焉，后更名羽林骑（选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西河、上郡，良家子能骑射者，期诸殿门，故置期门、羽林。又所从军死事者子孙，养羽林，教以五兵，号羽林孤儿）。元狩间，兵革数动，士物故者动以万数，民多买复，征发之士益少。于是发谪吏，次谪民，次谪戍，次七科谪（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赘婿三，贾人四，故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大父母有市籍七。），而又多赦罪人、亡命、弛刑徒者从军。初，高、文世用兵，中尉兵属卫将军，尚屯关中。至元鼎六年，中卒始发矣。边兵不赡，至出武库。昭帝始元间，始募奔命（应劭曰：常兵不足，权选精勇，闻命奔走，故曰奔命。），及命恶少年、吏有告劾亡者（师古曰：被告劾而逃亡。）。宣帝神爵间击羌，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、射士、羽林孤儿、胡越骑以益边兵，盖北军亦出矣。
　　（按：）唐杜佑《通典》云：「兵制可采，惟有汉氏。重兵悉在京师，四边但设亭障。又移天下豪族，辏居三辅陵邑，以为强干弱枝之势。或有四夷侵轶，则从中命将，发五营骑士、六郡良家；二师、楼船、伏波、下濑，咸因事立称，毕事则削。虽卫、霍勋高绩重，身奉朝请，兵皆散归。」案：汉将军置以征伐，吴员职，佑言命将旋罢，是矣。又案：汉兵郎官无员数；虎贲千五百人，而多不过千人；羽林左八百人，右九百人；八校各七百人，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；执金吾、缇骑五百二十人（或曰三百人），至东汉不过六百人（魏王朗奏：汉金吾骑从六百）；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、剑戟之士，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；十二城兵虽不见数，然亦不过门置一侯，以掖门司马所掌考之，多至百八十人，少或三十八人，则城门领于一校，大略可见。高祖晚征黥布，用留侯计，发关内兵合中尉卒三万人卫太子，军灞上。惠帝末年，陈平、周勃为将相，始以吕氏故屯兵荥阳。文帝备胡以三军。景帝七国之变，太尉周亚夫乘六乘传出击吴、楚，而大将军窦婴间军荥阳。皆因军设屯，事已即罢。武帝虽置关内都尉，领如郡国，亦无营垒。而佑谓重兵悉在京师，非也。
　　汉制虽曰因秦，然多近古。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，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。当是时，故将之家，亦为给赋（见孝惠元年诏）；宰相之子，均调戍边。是以繇有复算，有减逋，有更贷，则得为君上之恩。至于将相，废置惟时，或中都公卿，或边郡守、尉。御史大夫出为护军（韩安国），不为左迁；酒泉太守即命破羌（辛武贤），不为异数。而又御军之法简肃精明：云中战士上功幕府，差首虏六级，赏典辄格；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，不越旬日，玺书已报；轮台之诏，败亡不掩；卫、霍行封，得丧相除。可以概见，其时无有壅蔽诞谩之患。若乃赏赉虽或无常，廪饩悉皆有量：京师将校比二千石，塞下戍卒月谷二石六斗有奇（东汉艺人日廪米五斗，见〈李固传〉，注云：升少故五升。）。是以终汉之世，上无叛将，下无骄兵。诸侯七国，变生仓卒，备御素具，南征北攘，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，诚有以也。
　　《南北军记》云：南北军，汉制也。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，所以壮根本而严卫翼也。上天之象，以羽林为天军；黄帝之圣，以兵师为营卫。规天摹圣，则爪牙之卫，讵可一日而缺诸？汉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资，躬持三尺，纠合义旅，虱鞮鏊而污介冑，其勤五载，缚婴斩羽，而后天下合为一。任罢之兵，佚诸农亩，巴渝、北貉，无勤远人。卧鼓包戈，将与天下安于无事矣。然方是时，猃狁北张，蛮睢南粤，窃壤植大；强宗豪姓，盘互关东。而材官、骑士，散在郡国，虎符与檄召而后来。帝室皇居无武卒、骑士以镇之，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轨也，此高帝建军之本意与？夫天下形势，惟地与兵。汉始都洛阳，从娄敬及张良议，即命车驾西都秦故地，左崤右蜀，太华、泾渭，表里而襟带，金城千里，巍然天府之固矣。南北二军，负城环拱，路佖营巡，棋罗星布。平居无事，虎视眈眈；四征不庭，如火发发。而卫尉藩护，金吾徼巡，武库司兵，司马禁掖，章沟、虎威昼挥夜呵。戎心奸胆，战栗骇落，无敢弗率于我天威。镇安四方，巩固万世，兵威地利，两兼得之。信乎！高祖贻燕子孙，规模宏远也。
　　〈王莽〉
　　莽夺民田为王田，仿古井牧，置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分镇天下，而命十二将帅偏裨以下百八十人专事北伐。又以七公六卿兼号将军填名都，中郎将、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边郡，而内置司命军正，外设军监十二人。又依《周官》之文，分六乡、六尉、六郊、六队（音遂），乡一帅，尉一大夫，郊一州长，队一大夫、属正。又内置大夫，外置大司马五人。将军至吏士，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。仍赐州牧及县宰皆兼将军、偏裨、校尉之号，又有猪突、狶勇、锐卒、虎牙、五威兵、竟（音境）尉、九虎将军、捕盗都尉之属，置辄不罢，盖不可胜数。
　　（按：）三代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。《仪礼》：吉、凶、宾、嘉，达于天下，而军礼独载于大司马法。若国有师田之事，则县师始受法于司马，以作民。六官亦惟小司马职掌不悉书，而军司马、舆司马、行司马皆不备官，有事斯置。其不欲观兵盖如是。自秦以战马为爵，卒已自毙，而王莽又滋彰焉。凡公卿至于守宰，皆兼将校之称。一切募兵，号为猪狶，征天下明兵士六十三家数百人，以备军吏。所以示民，无非逆德凶器。顾方疑天下之轧，已重弩铠之禁。吝虎符之发，求以为安，而绿林、新市群盗已起，海内豪杰皆杀其牧守，自称将军。旬月之间，遍于天下，败亡之祸，速于暴秦，可不戒哉！
　　莽兵大抵因汉，而纷更其制，不一统属，民不堪扰。又务自揽权，虽遣将不与兵符，必请而后动。其伐边乃欲同时俱出，至久屯者数年，常二十余万人仰给县官，野有暴骨。而京师卫卒，亦三岁不得更代。由是民怨益作，莽遂大败。
　　案：莽昆阳之战，州郡各选精兵，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，余在道者千里不绝，其它拥众累数十万者通天下。盖汉自武帝征伐之后，数世涵育，不见烟火之警。迨及始、元之间，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有奇，是以郡国甲士所在而足。及寻邑大败，尽弃山东之众，北军精兵号九虎者尚数万人，亦可以见汉家养民强国之制。然自莽俶扰，干戈竞作。至于光武还定郡县，或空置守长。中元末年，方才四百二十七万，十余一二，无复曩时之盛矣。
　　〈东汉〉
　　光武中兴，以幽、冀、并州兵克定天下。始于黎阳立营，领骑常千人，以谒者监之，号黎阳兵，而京师南北军如故。北军并胡骑、虎贲二校为五营，置北军中侯，易中垒以监之，领于大将军。光禄勋省户、骑、车三将及羽林令，都尉省旅贲卫士，领于太尉。建武六年，始罢郡国都尉，并职太守，无都试之法，惟京师肄兵如故。明年，罢天下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及军侯吏，尽还民伍，唯更践如故。九年，省关中都尉。十三年，罢左右将军。二十三年，罢诸边郡亭侯吏卒。
　　案：光武久在兵间，厌武事，且知天下疲耗，思欲息肩，文书调度，一切务从简寡。由是内省营卫之士，外罢徼候之职。又自西都之季，都试或以为患。韩延寿始以试士潜拟不道诛，而翟义之反王莽，隗嚣之劫更始，李通之劝光武，皆以秋试，因勒车骑，诛守长，号令起事。光武惩之，遂罢不讲，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。善乎应劭论之曰：「天生五材，谁能去兵？」自郡国罢材官、骑士之后，官无警备，实启寇心。一方有难，三面救之，发兵雷震，一切猝办，黔首嚣然，不及讲其射御，用其戒警。一旦驱之以即强敌，犹鸠雀补鹰鹯，豚鱼曳豺虎，是以每战常负，王师不振。张角荡摇，八州并发，牧守枭列，流血成川尔。远征三边殊俗之兵，忿鸷纵横，多僵良喜事，以为己功。不教而战，是谓弃之，迹其祸败，岂虚乎哉！
　　然终建武之世，已不能遵守前法，罢尉省校，辄复临时补置（七年罢长水、射声二校，十五年复增屯骑校。九年省关都尉，十九年复置。而边郡亦往往复置尉。）。明帝之初，以为野无风尘，乃悉罢沿边屯兵。其后北方有变，则复置度辽营（明帝永平八年郑众言）；南蛮或叛，则置象林兵（和帝永元十四年）；羌犯三辅，则置长安、雍二尉（安帝永初四年）；鲜卑寇居庸，则置渔阳营（安帝建光元年）。其后盗作，沿边缘海稍稍增兵（顺帝永建元年令缘边郡增置步兵，列屯塞下。）。而令扶风、汉阳筑陇道三百坞（顺帝永和元年），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六百一十六坞（〈西羌传〉），置屯多矣。始募死罪系狱囚出戍，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。自后往往五营缇骑、虎牙之士迭出征戍。
　　（按：）汉事略循周畿之制，讫于西京，都兵无过一、再出。自中兴郡兵不练，而南北二军交惊于境。安、顺以来，窦宪（永元元年）、邓鸿（永元六年）、何熙（永初三年）三将以击，刘尚（永元九年）、邓骘（永初元年）、任尚、朱宠（永初五年）、马贤（永和五年）、张侨（永和六年）六七将以讨羌，而鲜卑之寇（永和二年），南单于之变（永和八年），亦数移屯，连年暴露。由是王旅无复镇卫之职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。又方募为陷阵（〈西羌传〉），征为积射，召为义从。大抵创立名号，皇甫规所为。列屯坐食之兵众矣。卒于中官之诛，结援外将。故夫汉之祸，光武之销兵为之也。
　　至安帝永初间，募人钱谷，得为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，而营卫之选亦衰。当是时，边郡守御之兵不精，内郡五卫之备不修（见陈忠疏），诸羌转盛，二千石守、令并无守战意，皆争徙避寇。于是征兵会众，摇动数州，增赋借奉，费八十余亿，暴露师徒，连年而无所胜。至于顺帝，始令郡举五人，教习战射。然而有惮远役，而郡兵始叛矣（永和二年）。
　　（按：）古人调兵，各从其方之便。高宗伐楚，盖裒荆旅；武王克商，实用西土。至于征徐以鲁（〈书．费誓〉），追貊以韩（〈诗．奕〉），平淮以江、汉，略见于经，可考也。齐桓东讨陈涛，唯及江黄，北入山戎，亦因燕威众，盖犹有节制者。自晋文城濮之役，以秦师从诸侯力征，唯党是与，无复先王之旧矣。汉氏独得古意，役民以法。大帅征师，其备胡则上郡、陇西、北地，事越则会稽、豫章，击朝鲜则举辽东，开西南夷则巴蜀。移兵赴远，不过一、再。自东都兵不能继，然后盗起一方，而羽檄被于三边（魏王朗曰：一隅驰羽檄，则三边被荒扰，此亦汉氏近世之失。）民不堪命，至于背叛。此兴荆、扬、兖、豫四州之卒，击象林万里之蛮，李固所以愤惋也（《通鉴》顺帝永和三年）。
　　虽改领以步骑五千，费用四十四万亿，凡一年百八十战，羌寇略定，黄巾遂作（建宁二年，羌平。中平元年，黄巾张角反。）。所在盗贼，不可胜数，朝廷不能讨，于是置八关都尉（中平元年）、十三州牧、西园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统之，虽大将军亦属焉。帝亦自留心戎事，乃大发四方兵，讲武于平乐观，躬擐介胄，称无上将军。
　　（按：）三代而上，兵权散主。有扈之师，六事咸在；牧野之战，三卿同出。《书》称太保命仲桓、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，以二干戈、虎贲百人逆子钊。而〈常武〉诗亦曰：「王命卿士，南仲大祖，大师皇父，整我六师。王谓尹氏，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，戒我师旅。」夫太保，相也，非南宫毛之使不能专令兵师；齐侯，将也，非太保之命不敢擅兴禁旅。且以二兵百士，而二三大臣参互职掌。至于皇父整师，尹氏播令，程父出征，则兵无专主，将无重权，大略可考。是以兵满天下，居然无患。迨及叔季，司马世官，爰以命氏。驯至诸侯更霸，大夫藏甲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凡书帅师，讥臣专也。自后兵多常聚，帅多世守，文武异途，将相争长。吴起与田文论功，而廉颇之贤，耻居蔺卿之下。兵之所在，权实归之，是以在外则外重，在内则内重。汉氏兵制，庶几乎古。南北二军，不能兼属，而握兵之臣，辄重于时。太尉、相国，列为三公；城门领兵，得如五府。是故诸吕谋难，必先监军；平、勃交欢，势不相下。孝文入继大统，不俟移日，夺绛侯之柄，归代邸之臣，盖忌之也。武帝留意边功，增设营校，卒置大司马官，尊宠将帅，以寇诸军。大臣之权，尤偏重于将矣。托孤霍光，丞相不与，而霍光亲戚分典兵卫，往往诸奴视相府乌有也。宣帝不堪，至赤其族。惜乎！亦出一切矫枉之计，悉易诸屯，付之所亲子弟。权臣稍削而宦官、外戚始用矣。厥后董贤、王凤代为元戎，以基王莽篡夺之祸。光武中兴，益制前事，内省校士，外罢郡兵，欲以销患，而良法荡然。当时荥阳不过千骑，公掾监领，超迁牧守，其任不轻。自后令出房帷，政归台阁，戚宦迭将，更相倾夺。然五营畏服中人，公卿就戮，为之扫地。何进、袁绍不胜其忿，于是内置园校，阳尊黄门；外重州牧，实召边将。阉竖虽剪，而董卓之祸以成。义军四起，群牧争政，汉遂三分。由此观之，外内轻重，一系于兵。三代之制，为不可易矣。
　　长安武库
　　有了强大的军队，还要有装备精良的武器，才能力克顽敌。汉代朝廷为了保证兵器的质量和数量，设置了“考工令”一官；专司兵器制造业，“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”，监督检验兵器的质量。一有急需，还可集中工匠，加紧制作。另外，在长安城内建筑了规模很大的武器库。各种制造好了的兵器，源源不断的送到这里，统一储藏保管，再由这里发放给各个部队。
　　长安武库座落在汉长安城的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。周围以夯土墙围住。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勘查发掘，测出围墙长七百一十米、宽三百二十余米、厚一点五米以上。武库内有七处库房遗址，中间有一堵夯土墙分隔成两个院落，一至四号遗址在东，五至七号遗址在西，均呈品字形排列。这七个库房遗址平面都是长方形，用夯土构筑的，四面开门，内分数间。就拿七号遗址来说吧，东西长一百九十米、南北宽四十五点七米，中分三大间，每间的南北各开二门，遗址内的隔墙也各开二门。遗址的夯土墙厚达四米，非常坚固。这个武库一直延用到了西汉末年，王莽篡位，征战连年，燹火四起，这座巨大的武库也随之被焚毁废弃。
　　从发掘情况看，不同的库房存放着不同的武器，或放铠甲盔胄，或放戟矛剑盾，或放弓弩镞，很少混杂。在废墟灰烬中，出土了很多铜铁兵器，以铁兵器为多，有铁刀、铁戟、铁矛、铁斧、铁剑，和一千多件铁镞，铁铠甲已锈结在一起，有的结块竟重达几十斤。青铜器有铜镞和铜剑格、铜戈各一件。从发掘现场观察，矛、戟等长兵器，都是放在兵器架上的。当时的兵器架叫作“兰锜”，它是什么样子呢?虽然墓葬中也出土过零星资料，但多已腐朽，最形象的还是汉画像石上的刻画，大致分为放长兵器的和短兵器的两种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前室南壁刻画的兵兰是放长兵器用的，两边有两个带方座的立柱，立柱中间用两条横枋相连，横枋上各等距离的开五个圆孔，以插放长兵器。左边两孔插着两支带套囊的戟，右边三孔插着三支带套囊的矛。左侧二戟和右侧二矛间又弩弓在上、机括在下悬挂两张弩。沂南画像石墓后室靠南壁的隔墙的画像石上，还刻有放置短兵器的形象，两根带朵云形底托的立柱上，横架一梁。立柱上各等距离安装五组托钩，自上而下托架着两柄长剑，两把刀和一柄手戟，刀、剑、手戟上都套着套囊。
　　西汉的武库不止长安这一处，在洛阳也设有武库。在地方州郡，还有地方武库，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颖川、广阳、阳陵、山阳等数处。
　　从长安武库和其他西汉遗址墓葬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秦到西汉，虽然只经过了短短时间，但武器的质地、种类、形制都有了很大变化，特别是铁制甚至钢制兵器在军队中广泛使用，更适合骑兵、步兵使用的武器增多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　　长安武库出土的铁兵器中，有铁戟和带倒钩的铁矛，铁戟完全改变了铜戈那种戈矛合体或合装的形态，而是在直锋旁横出侧枝，很像一个卜字，长三十五厘米，横枝长十四厘米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两支与长安武库铁戟相似的钢戟，积竹为柲，后安铜？（左金右享）。一支长二点二六米，一支长一点九三米。长胡四穿，在刺锋和横枝相交处装有受柲的铜柲帽，通过金相测定和电子显微镜观测，这两只戟是经加热渗碳反复锤打再淬火处理制成的钢戟。那件带钩的铁矛又叫“钩釨”，长四十六厘米，倒钩长八点五厘米，可刺可钩，性能和戟有些近似。
　　西汉的远射武器弓弩箭镞，也比以前进步了许多。长安武库中未出弓弩，但出土了几种形制不同的铜铁镞，其中最普遍也是杀伤力最大的是三棱锥形箭镞，在圆柱形的镞体上，伸入三个凸出的棱刃，也有截面呈三角形的，当时管这两种形式的镞都叫“羊头”镞。在满城汉墓中，还出土了铸铁固体脱碳钢或中碳钢镞。铜镞中有的还在三棱镞体的一个侧棱面上开三角形小槽，有人研究，这个小槽可以放置毒药，以增加杀伤力。还有的在铜镞后安装铁铤。汉代用的弓主要是复合弓。安徽阜阳夏侯灶墓出土了三张西汉初年的黑漆木弓，弓两端箫上装有鎏金铜耳，非常漂亮。甘肃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一张新莽前后的复合木弓，弓体外侧是一块中间宽、两头渐细的扁平木片，弓弣都衬垫两块木片，内侧用几块牛角锉磨成形，拼对后用粘合剂粘牢，再缠丝线，涂上黑红漆。这张弓长一点三米，内红外黑。到了东汉，还发现了骨制复合弓。复合弓的张力远比单体弓强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汉代名将李广是个神箭手，一次行围狩猎，看见前面草丛中有只猛虎的身影，忙搭弓奋力一箭射去，正中虎身。待走到跟前一看，原来射中的是一块有猛虎斑纹的巨石，那支箭深深的射入了巨石数寸。后来，唐代诗人卢纶在《和张仆射塞下曲》夸赞李广的神威，“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。平明寻白羽，没在石棱中。”能达到“射石饮羽”的地步，说明李广将军有天生的神力和高超的射艺，也说明当时的弓强箭利。
　　西汉的军队中，“强弩长戟”是主要装备。长戟前面已讲过了，强弩又是怎样的呢?强弩的强主要表现在弩机上。先秦的弩机，牙、牛、悬刀由栓塞直接装在弩臂的机槽内，但木臂是木制的，很容易劈裂，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，也就限制了威力更大的强弩的制造。西汉以后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就是在弩机外加了一个称“郭”的匣状青铜外壳。弩机的各种机件，用栓塞按一定组合关系装入郭内，苒把郭装在弩臂的机槽内。青铜的耐强性能比木材大多了；可容纳张力更大的弩机。另外，汉弩加高了机牙上的望山，个别的弩机还在望山的后侧增加了刻度，这个带刻度的望山可以说是现代步枪上标尺的雏形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十六件弩机，有一件就是在望山后面有刻度的。这件弩机长九点五厘米，机牙高出郭面一厘米，望山高出郭面四点五厘米，自郭面一厘米以上分五个刻度，刻度线错金，每一度又分半度，半度线错银。度距下大上小，每度七点五至六点五毫米。射手可以根据目标的远近，按不同的刻度瞄准，准确性大大提高了。
　　汉弩的张力是以石计算的，一石约合现在三十点二四公斤。根据居延汉简的记载，有三石至八石弩，射程一百二十步至二百步(合今一百六十七至二百七十八米)。五石以上的强弩靠双臂的力量难以张开，要用蹶张，腰引。在汉代画像石上，常可看到一个口衔利箭、身背箭菔（竹头）的威猛武士，用双脚踏定一张弩弓的弓背，双手拽弓弦奋力向上。这就是张强弩的蹶张力士形象。在汉朝的军队中这种材官蹶张很多，屡立战功。西汉初年，申屠嘉为材官蹶张，跟刘邦打天下，后来当了丞相。
　　由于汉代骑兵步兵发展，剑就成了近战格斗武器，应用极广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有刘邦仗剑斩蛇的佳话，还有鸿门宴上，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”的故事。鸿门宴上，项羽的谋士范增令项庄借舞剑之机杀死刘邦，项伯于是拔剑与项庄对舞，时刻保护刘邦。危急时刻，张良找来大将樊哙保驾。樊哙挺剑举铁盾，撞倒卫士，冲入大帐，怒发冲冠，目眦皆裂，使项羽不敢贸然行事，后刘邦借机脱逃。范增的妙计落空，盛怒之下，挥剑把刘邦送给他的玉斗砍碎。能把巨蛇一挥而二，又能把玉斗砍碎的剑该有多么锋利。西汉的剑由于多改用钢铁锻造，尺寸明显加长了。河北满城汉墓，中山靖王刘胜尸骨右侧出土的一柄带黑漆木鞘的钢剑，长一米以上，是用块炼铁渗碳钢的方法制作的。由于折叠锻打的次数增多，每层的厚度减少到零点零五至零点一毫米，含杂质也明显降低。在淬火时，只淬剑锋，故硬而锋利，剑脊未经淬火，又较柔韧。这种剑很适于劈砍，又不易折断。西汉时期，不论是剑的质量、功用，还是数量都达到了顶峰。洛阳金谷园、七里河西汉晚期墓中，出土了钢铁剑四十多柄。遗憾的是，至此，剑也随之衰落了。东汉以后，逐渐被一种直背环首刀所代替。
　　汉代的防护器械不论从形制还是质地都有多种，比先秦明显进步了很多。就质地而言，有漆木盾、皮盾，还有铁盾。就形状而言，西汉早期的都是与战国、秦盾相似的双弧亚腰盾。以后，出现了长椭形盾，编织纹长方形盾。更值得注意的，是还由盾演化出了一种可以进攻，又可防护的新型兵器——钩镶。它的中部是一个像小盾一样的镶板，上下各出一个长钩。镶板可以抵挡敌人攻击来的武器，双钩可以击打敌人。
　　钩镶这种兵器传说是战国时鲁班创制的，但只见于文献记载，真正的实物是在东汉的墓葬中见到的。形体大，又保存最好的一件勾镶出自河南洛阳七里河东汉墓。通长七十厘米。上下各伸出一钩，上钩长三十二厘米，锐如尖锥，下钩长二十七厘米，尖端膨大如球。中间弯曲呈扁方形，长十一厘米，可容一只手持握。镶鼻的前面是由两块铁板拼成的盾形镶板，长二十二厘米、宽十五厘米。上方正中有一孔。可以固定在镶鼻上。河北定县四十三号墓出土的铁钩镶通银错云纹，可惜出土时已经锈残。据考证此墓墓主是东汉诸侯王刘畅，身居显贵，随葬的钩镶当然也与众不同。
　　这种钩镶怎样使用呢?江苏徐州铜山苗圃画像石的“比武图”可看得非常清楚。左方一个武士双手持长戟奋力前刺，右方武士镇定自若，身体半蹲，右手将钩镶上举，用钩镶的上钩钩住戟杆，左手的环首刀疾刺对方的面门。在其他画像石上，还有用短柄斧和钩镶的武士。由此可见，钩镶是一种配合斧、剑、环首刀使用的兵器。
　　在汉代，不但军队装备了精良的武器，就连县以下的基层也配置五兵。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引《汉宫仪》：“尉、游徼、亭长皆习设备五兵。五兵：弓弩、戟、盾、刀剑、甲铠。鼓吏赤帻行滕，带剑佩刀，持盾披甲，设矛戟，习射”。亭的设置始于先秦，亭长主管缉捕盗贼，维护社会的治安，迎送往来的官吏。这五种兵器也是装备军队的主要武器，短长齐备，格斗兵器、防护兵器俱全。五兵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，所以在实战中，讲究互相配合。西汉初年晁错上书文帝言兵，曾详细地分析了各类兵器的长短，提出要善于发挥其长。在相隔较远平川，或居高临下，以弓弩为长；在两阵相近浅草平地，以长戟为长；在竹高草密的林地，以矛铤为长；在狭道险隘，以剑盾为长。进而又说，“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”，只有很好地运用这一原则，才能克敌制胜，这就是前面谈到的列阵艺术，杨家湾汉墓的兵弓俑车阵，可以说就是一个战车、骑兵、步兵有序而列，戟、剑、盾、弩有机配合的军阵典型。
　　(一)百炼钢刀
　　公元三一八年，晋将刘琨为鲜卑段匹？（左石右单）拘禁，自知必死，曾写五言诗赠予他的别驾卢谌，在那首诗的最末两句是：“何意百炼刚，化为绕指柔”。后来研究中国古代钢铁冶炼史的学者常引这两句诗，用来表述当时炼钢史上的一次技术革新，并用“百炼钢”来称呼这种以折叠锻打为工艺特征的钢材。用这种技术锻造的刀剑和铠甲质量优良，极为名贵。东汉末年文人陈琳在他写的《武库赋》中称颂铠甲的精美说：“铠则东胡阙巩，百炼精刚”从此“百炼成钢”这一成语，流行于中国的文学作品甚至日常用语之中。以比喻那些久经煅炼，非常坚强，因而成材的人。
　　追溯中国古代百炼钢的历史，至少可以早到战国晚期，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发现的战国晚期的钢铁兵器中，经检验有些就是以块炼铁为原料，在炭火中加热渗碳，多次折叠锻打而成的。到西汉时期，这种反复加热锻打的工艺日趋成熟。
　　通过对从河北省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佩剑、钢剑和错金书刀的金相检查，表明当时这些钢件的质量比燕下都的出土品有很大提高，主要表现在减少了含碳不均匀的分层现象，夹杂物的尺寸和数量也有所减少，因此钢的组织致密，成份均匀。同时刘胜佩剑和书刀的刃部还采用了局部淬火的技术，使刃部坚硬锋利。应用刃部局部淬火制成的钢刀，刀刃坚硬而脊背较柔韧，刚柔结合，锋利而不易脆折，不但增强了兵器的杀伤力，而且降低了折损率，因而使格斗兵器的杀伤效能提高，从整体讲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。美中不足的是以块炼铁反复加热渗碳锻打的工艺，是十分艰巨的劳动，真是所谓“千锤百炼”，费时费工。据说汉代一位最著名的制刀能手阮师，以他的技能艰苦劳动三年，才制成一千七百七十口刀，平均两天制刀三口，由于过份劳累，结果双目失明。为了改变由于块炼铁生产效率低，炼钢的发展因而受到限制的被动局面，人们努力探求利用可以大量生产的生铁，使它变得具有可锻的性能的新课题。大约到东汉时期，一种以生铁为原料的崭新的炼钢技术，已经成熟地应用于制作兵器，那就是“炒钢”的技术。
　　炒钢，就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以后，在熔池中加以搅拌，借助于空气中的氧把生铁中所含的碳氧化掉。在山东省临沂苍山发现的东汉环首钢刀，为我们提供了时代颇早的炒钢制品。那口刀全长达一百一十一点五厘米，在刀背上有保存完好的错金铭文，共十八字，为：“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。”清楚地表明那口刀制作于东汉安帝永初六年，即公元一一二年，距今已达一千八百余年。经过检验，钢的组织均匀，含碳量适中，约为百分之零点六至百分之零点七，夹杂物细小，刃口经淬火，相当锋利。由于表面氧化层不像块炼铁那样容易剥落，整个刀的抗腐蚀性能也有所提高。经用一百倍显微镜观察刀的断面，可以看到硅酸盐夹杂物分层明显，大约在三十层左右，表明铭文中所记的“卅湅”，数目正与分层数基本一致，正是制作时折叠锻打的次数。在永初六年钢刀出土以后，又曾在江苏省徐州出土了一件时代较它更早些的钢剑，剑上记明制作于东汉章帝建初二年，即公元七七年，是“蜀郡西工官”的产品，并记明为“五十湅”。经检验钢剑断面的分层现象，数目近六十层，也与铭文所记五十湅的数目接近。这两件东汉时的钢刀剑，雄辩地说明当时用炒钢制成的百炼钢兵器，质量优良，工艺技术已经达到成熟的水平。不仅如此，百炼钢制作的刀还输出国外，在东邻日本境内曾经发现过带有“中平”年号的钢刀，中平是东汉灵帝的年号之一，时当公元一八四至一八九年。它出土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市东大寺山的一座古坟中，刀上有错金铭文：“中平口[年]五月丙午，造作[支?]刀，百练清刚，上应星宿……”。铭中的“百练清刚”正如与陈琳《武库赋》中的“百炼精刚”相合，表明也是以百炼钢所制作。
　　工艺先进的用炒钢制成的百炼钢应用于兵器制作，解决了原来以块炼铁渗碳制钢费工费时的难题，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，提高了刀剑的质量。到战争频繁的三国时期，吴、蜀、魏三国的统治者都极注意制作各种百炼钢利器，例如魏武帝曹操早年就曾与工师共作卑手刀，以准备起兵时装备部队。后来他令人制作“百辟刀”，分赠他的儿子们，他在《内诫令》中称其为“百炼利器，以辟不祥。”表明正是以百炼钢制成的宝刀。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还曾作《宝刀赋》，用文学语言生动地描绘过以百炼钢制刀的生产情景。在江南的吴地，吴大帝孙权也极注重刀剑的制作，据梁陶弘景《刀剑录》所记，孙权曾在“黄武五年(二二六年)采武昌山铜铁作十口剑、万口刀，各长三尺九寸，刀头方，皆是南钢越炭作之，上有大吴篆字。”一次制作多达万口钢刀，自然是用于装备部队的兵器。至于蜀汉的诸葛亮，更是注重钢刀的制作，因而流传有“蒲元神刀”的故事。据《太平御览》所引的《蒲元传》记载，蜀相诸葛亮曾请蒲元造刀，蒲元就在斜谷地方开工制作，于是“熔金造器，特异常法”。刀制作时需淬火，他认为“汉水钝弱，不任淬火”，叫人去蜀江取水，认为“蜀江爽烈，是谓大金之元精，天分其野”，不料派去成都取水的人，归途中将水器弄倒，只得取八升涪水补了进去。蒲元将他送来的水用于钢刀淬火，马上发现有问题，“乃言杂涪水不可用。取水者犹悍言不杂。君以刀画水云：‘杂八升，何故言不?’取水者方叩头首服”。这个故事将蒲元说得过于神奇，自然大有夸张的成分，但透过其神奇的色彩反映出的事实，说明三国时淬火技术更向成熟发展，且已能鉴别不同江河的水质及其对淬火效能的影响。
　　上面列举的事例，表明三国时期钢刀制作技术日趋精良。以百炼钢刀为代表的格斗兵器杀伤效能的日益提高，自然导致防护装具的变革，提高防护效能。防护装具的改进，又促使格斗兵器和远射兵器进一步改进。这些变化也自然改变了战场的面貌。
　　(二)曹植铠表
　　“戎马不解鞍，铠甲不离傍。”曹操的这两句诗咏出他连年南征北讨的军旅生活，他的几个儿子都曾随他行军征战，其中最勇敢善战的是任城王曹彰。曹操曾问诸子所好，曹彰的回答是“好为将”。曹操又问他应如何为将?他回答说“被坚执锐，临难不顾，为士卒先，赏必行，罚必信”。说得曹操高兴得大笑。后来曹操曾于公元二一八年命曹彰为北中郎将，行骁骑将军，去代郡平乌丸叛乱。他果然能身先士卒，英勇战斗，终获胜利。曹操诸子中以诗闻名的曹植，也能领兵战斗。当公元二一九年曹仁的军队被蜀将关羽围困时，曹操曾以曹植为南中郎将，行征虏将军，率军去救曹仁，可惜行前他哥哥曹丕暗算他，逼他饮酒大醉，以致不能见曹操面授机宜，使曹操收回成命。在《北堂书钞》中，至今保留有曹植于曹操逝世后上送魏文帝曹丕的《先帝赐臣铠表》，表文中说明当时天下已定，战事减少，故此将过去作战时用的铠甲上交，那些铠甲都是曹操生前赐给他的。原文如下：
　　“先帝赐臣铠，黑光、明光各一领，两当铠一领，环锁铠一领；马铠一领，公代以升平，兵革无事，乞悉付铠曹自理。”
　　表文中列举了四种铠甲，还有战马所披马铠一领，这是了解魏晋时期铠甲的重要史料。由于曹植身份较高，铠甲又系曹操亲赐，因此都是当时较稀有和较珍贵的铠甲，它们到了南北朝时期才逐渐发展成军队中大量装备的铠甲类型，其中以两当铠和明光铠最值得注意。
　　两当铠的得名，是因为它的外貌类似当时衣服中的两当(裤档)。东汉时《释名》一书中对两当的解释是“其一当胸，其一当背也。”再看两当铠的特征，正是前面是当胸的胸甲，背后是当背的背甲，两侧腋下相通，在两肩处用带将胸甲和背甲扣连。这类铠甲长仅及腰，两臂挥舞方便，因此极适于骑兵使用。两当铠的雏形在西汉时已出现，但胸、背的护甲在腋下连缀一起，结构也简单，只用丝织的带子系结。真正的两当铠，是在三国时才出现的，铠甲制作精致，用革带以铰具前后扣连。在《太平御览》中引用的另一则曹植表文，又表明当时两当铠是优于一般铠甲的，原文说：“两当铠，十领，兜鍪自副；铠百领，兜鍪自副。”两当铠排列在前，但数量比一般铠甲少得多，似仅有一与十之比。表明这种新型的优质铠甲虽已装备军队，但还较名贵，因而数量有限。
　　明光铠是另一种三国时才兴起的优质铠甲，其特点是在铠甲的胸、背部分都是由左右两片近椭圆形的护组成，这些大型金属圆护，很像镜子，在战场上，圆护反照太阳光即发“明光”。正如汉代镜铭中的“见日之光，天下大明”一样，所以称为“明光”铠，是制作精致的名贵铠，甲，三国时还是颇罕见的珍品。以后直到南北朝时期，这种铠甲还是质量较高的珍贵铠甲。例如当北齐和北周的军队在邙山的一次战斗中，北周将领蔡祐就披着这种防护能力较强的铠甲参加战斗，所向无前，北齐的军人都称他为“铁猛兽”，纷纷躲避。直到唐代，明光铠仍极受重视，在《大唐六典》的甲制中，仍将明光甲列为首位。
　　此外，值得注意的还有马铠。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具，在汉代虽已有使用，但一般仅只是皮革制成的“当胸”，用以保护战马的前胸。直到东汉末年，骑兵使用的马铠才有了新的发展，日趋完善。曹操在与袁绍作战时，军中马铠的数量仍极有限。他在《军策令》中特别讲述过当时的情况：“袁本初铠万领，吾大铠二十领；本初马铠三百具，吾不能有十具。见其少遂不施也，吾遂出奇破之。是时士卒精练，不与今时等也。”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和《袁绍传》，在曹、袁两军官渡之战时，袁绍“简精卒十万，骑万匹。”而军中才有马铠三百领，能装备马铠的骑兵仅占骑兵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，可见马铠在当时还较稀有。至于曹军中，只有不足十领马铠，在实战中已无意义。也许仅能供少数将领使用，所以曹植铠表中列有一领马铠，正与上述史料相符合。
　　在曹植铠表中还有一领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铠甲，就是环锁铠，又称锁子甲。这也是这种铠甲的名字首次出现于中国文献之中。但是目前还没有获得过曹魏时期环锁铠的实物或图像资料，难以弄清它的庐山真面目。此后，在古代文献中很长时间没再见过环锁铠的踪迹。直到十六国时，吕光被前秦苻坚派往西域，担任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，当进攻龟兹城时，看到西域诸军装备的铠甲是“铠如连锁，射不可入”。吕光的部队对这种铠甲极不熟悉，视为异域风味的新奇装备。当吕光击败龟兹，回师时带回大量战利品，其中自然会包括这种铠甲，可惜也没有实物或图像保留下来。直到隋唐时期，环锁铠还是西域地区的特产之一，当时康国向唐王朝供奉的贡品中，就有锁子甲。不过，当时中原的匠师已掌握了制造这种铠甲的技艺，所以《大唐六典》中已将它列入甲制之中，但排列在第十二位，仍表明它不是军中普遍装备的防护装具。
　　(三)诸葛连弩
　　论述百炼钢刀时，谈及蜀汉丞相诸葛亮让蒲元制作神刀取水淬火的故事，反映出他为了提高蜀汉军队的战斗力，不断扩大兵器装备的生产规模，并且注重质量，努力改进兵器的性能。保存至今的《作刚铠教》中，他“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，十折矛以给之。”推测这也是百炼钢制品，所说的“折”，大约指折叠锻打而言，十折矛是迭锻十次而成，钢铠大约是迭锻五次而成的。诸葛亮时锻造的钢铠是很有名的，因此后来直到六朝时期还把精坚的铠甲传为诸葛亮所造。例如三国到南朝时流行于军中的一种“筒袖铠”，常被称为“诸葛亮筒袖铠”，在南朝时皇帝常常将这类制作精良的铠甲赠送给有关将领。例如《南史·殷孝祖传》中记宋武帝曾经赠送给殷孝祖以名贵的铠甲，就是“诸葛亮筒袖铠、铁帽”，极为牢固，用二十五石的强弩也无法穿透这种制工精良的名甲。在《宋书·王玄谟传》中，同样记有赐给王玄谟以“诸葛亮筒袖铠”的事迹。诸葛亮时期制作的铠甲是否能历经两世纪之久，到南朝刘宋时还能使用?看来可能性不大，但很可能是由于诸葛亮当年主持制作过精坚的钢铠，因此后来就把这类铠甲冠上了他的名字，流传后世，一直沿用到南朝时期的缘故。
　　除对格斗兵器的刀矛和防护装具的铠甲等外，诸葛亮还对远射兵器中的强弩进行了改进，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书中记载，他曾在前代可一次发射多支弩箭的连弩的基础上，设计制作了一种“元戎”弩，可以一次发射十支长八寸的铁弩箭，提高了强弩的杀伤效能。由于记载过于简略，对诸葛连弩的性能人们有不同的理解，有人认为它是一次同时发出十箭，与后世的“？（左豆右斗）子弩”相同；也有人认为它是可以先后连续发射十箭，也就是一种连发弩。但是由于缺乏实物乃至图像等方面的物证，诸葛连弩的结构至今仍是个谜。通过目前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魏晋时期的弩机实物，可以看出三国至西晋时期的弩机制造工艺仍然是沿袭着汉代的传统，用青铜铸造，形制和结构也大致相同。例如从南京石门坎出土过带有魏正始二年(二四一年)铭的弩机、在四川郫县出土过蜀景耀四年(二六一年)的弩机、在湖北江陵出土过吴黄武元年(二二二年)铭的弩机等等。其中以江陵出土的黄武元年弩机保存最为完好，同时还保留有弩的木臂，尚能复原其原貌。木弩臂全长五十四厘米，铜弩机全长十七点三厘米，机件完好，在望山上有用于瞄准发射用的刻度，共分六度，每度内又各设四分度，制工精巧。蜀汉景耀四年制作的弩机，机件有所残失，缺少了扳发用的“悬刀”，铜廓全长八点五厘米、宽三点五厘米、厚四厘米，现重一千四百七十五克。在弩机的铜廓上有铭文，标明制作于景耀四年二月三十日，由“中作部”负责制作，并写明制作的工匠杨安和负责的官吏的名字，以及弩的强度和弩机的自重：“十石机，重三斤十二两”。可以看出当时对弩机的制作和管理还是很严格的，那时距诸葛亮逝世已有二十余年了。
　　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诸葛连弩的真实面貌，但可以肯定诸葛亮对制弩技术的改革，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正是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，两晋南北朝时期制成了威力更大的强弩，出现了“神弩”、“万钧神弩”等名号；在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等史书中，不断有关于在战争中使用“所至无不摧陷”的强弩的记载，它多用于攻夺城的战斗中，称为“万钧”和冠以“神”名，当系夸张之词，但也说明这种强弩的威力是很大的。在南京的秦淮河里，曾出土过五件南朝时期制作的铜弩机，形态和结构虽然与当时通用的弩机一样，具有外廓、悬刀、牛、枢、望山和牙，但是它的尺寸要大得多，弩机的铜廓长达三十九厘米，悬刀全长近二十厘米。如按发掘出土的汉代弩机与弩臂的通常比例，即一比四点五至五点八推算，安装这种大型弩机的木弩臂，其长度至少在一百八十至二百二十六厘米左右，而所用的弩弓，则应长近四百三十至五百四十厘米。这样巨大的弩，如靠一个人的气力是不可能张机发射的，看来只有安装在床子上，靠用绞车等办法才能张开，称之为“神弩”，看来并不为过。它应是唐宋时期流行的车弩或床弩的前身，车弩正是一次可发射七支箭的强大连弩，正与诸葛连弩的性能相合。
　　(三)孟德新书
　　三国时期，连年征战，在“戎马不解鞍，铠甲不离傍”(曹操《却东西门行》)的军旅生涯中，涌现出许多卓越的军事家。仅被列入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军事》卷中的著名军事人物的就有曹操、张辽、张郃、徐晃、司马懿、邓艾、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姜维、孙策、周瑜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等十余人之多，其中在兵法方面见长的，首推曹操和诸葛亮。
　　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注中引用的《魏书》的记载，曹操在长期率军征战的过程中，“其行军用师，大较依孙、吴之法，而因事设奇，谲敌制胜，变化如神。自作兵书十余万言，诸将征伐，皆以《新书》从事。”可见当时曹操在总结历年用兵胜负的经验之后，写成的《新书》对指导战争提高将领军事素质起过很大作用。关于曹操的《新书》，还流传有一则蜀人张松过目成诵的故事。当刘璋派张松出使到曹操那里时，没有受到尊敬，只有杨修器重他，将曹操所著兵书拿给他看，张松只看了一遍便可背诵。后来在《三国演义》小说中，将这段故事情节加以铺衍，写得有声有色，最后气得曹操连书都烧掉了。如果这一故事属实，表明曹操《新书》撰写成书的时间当在建安十七年(二一二年)张松被杀以前。除了《新书》以外，据《武帝纪》注引孙盛的《异国杂语》一书记载，曹操还曾“博览群书，特好兵法，钞集诸家兵法，名曰《接要》，传于世。”这又是曹操的一部关于兵法的著作——《兵书接要》。此外，曹操还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。
　　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，曾居住于隆中十年，专注治国用兵之道。当刘备于公元二○七年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时，已提出了指导以后蜀汉军事总战略的著名《隆中对》，预见以后天下形成鼎足三分的战略态势。后来他也有不少关于兵法的著述，在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后附的《诸葛氏集》目录中，著录了他一生著述二十四篇，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，其中就有《军令》上、中、下及《兵要》等兵法著作。同时他生前还曾“推演兵法，作八阵图”。
　　曹操和诸葛亮的兵法著作，在后世流传了一个时期，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还著录有这些著作，包括曹操的《续孙子兵法》二卷，《兵书接要》十卷，又三卷，《兵书略要》九卷，《魏武帝兵法》一卷。还著录有《蜀丞相诸葛亮集》二十五卷。但是历尽沧桑到了今天，那些著作都早已佚失，仅仅在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中，我们还能找到有关军令等零星条文，通过这些零散的资料，自难窥知曹操和诸葛亮所撰兵书的庐山真貌，令人极为遗憾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曹操曾为《孙子》作注，对使这部兵法巨著流传至今，起了很大作用，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件伟大功绩。
　　《孙子兵法》经汉代刘向、任宏等整理排定篇名、篇次，大致形成今传世本的面貌，其后曹操加以注释，这也是今天传世的最早的注释本。曹操自己在《孙子序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吾观兵书战策多矣，孙武所著深矣。”并简要地对孙武介绍如下：“孙子者，齐人也，名武，为吴王阖闾作《兵法》一十三篇，试之妇人，卒以为将，西破强楚入郢，北威齐、晋。”但他又感于“世人未之深亮训说，况文烦富，行于世者，失其旨要。”为了更好地阐述《孙子兵法》，于是他为之作注，“故撰为略解焉。”曹操本人善于领兵，深通兵法，当时又掌握军政实权，经他倡导，对《孙子兵法》的流传起了很大作用。而且自他发端，后世许多人随之注解研究，形成今天见到的十一家注本，但诸家注文中言简意赅的仍首推曹操。至今流传的《孙子兵法》以宋刻本最早，其中最为可贵的正是《魏武帝注孙子》，它也是现存《孙子兵法》最早注本，宋代单注本，已为孙星衍收入《平津馆丛书》之中。不过曹操注《孙子兵法》的流传，又曾引起近代人产生过不应有的误解，甚至认为今天《孙子兵法》的文字，是经过曹操删修而成，还由于曹操的序文中提到过孙膑，因而误认为孙武与孙膑为一个人，等等，等等，反为研究孙子兵法布了许多人为的迷雾。幸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，从中获得了抄写于西汉初文景时期(或早至秦)的竹简本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膑兵法》，从而解决了那些聚讼纷纭的难题，不但使人们获得了西汉早期《孙子兵法》的面貌，也使人重新认识了曹操当时只是选择佳本进行注解，并不是删修文字。研究者推测曹操所注的《孙子兵法》三卷本，可能就是当时国家所藏的经汉刘向校定过的版本。总之，曹操注解《孙子兵法》之举，对这部中国古代“兵学圣典”流传至今，是功不可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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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-- 作者：coolyi
　　-- 发布时间：2004-11-4 19:44: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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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六、铁马驰骋
　　(一)甲骑具装
　　在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，有一座壁画保存完好的西魏洞窟，现编为第二八五号窟，在其南壁上部以连环画的形式画出了“五百群贼成佛”故事，叙述群贼被官军捕获，受剜眼极刑，后皈依佛法，结果双目复明，在群贼拒捕和受刑的画面中，都画出骑马的官军。那些官军的装备极引人注意，军人都头戴兜鍪，身披带有披膊的两当铠，手执长柄的马矛——槊(又称矟)，所骑的战马也全身披着铠甲，头、颈和躯干都被铠甲遮护，只有耳朵、眼睛、口鼻和四肢、尾巴露在外面。在敦煌另一座洞窟保存的彩色壁画中，还有另一幅“五百群贼成佛”故事画，绘制于北周时期，画中的官军也都是人和战马都披有铠甲的重装骑兵。上述两幅壁画描绘的骑兵，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出北朝的重装骑兵的真实面貌，它们是当时军队的主力部队，称为“甲骑具装”。“具装”就是战马所披的铠甲的名称，或称为“具装铠”。
　　除了敦煌的壁画，在北朝时期的雕塑和绘画中大量出现描绘甲骑具装形貌的作品，特别是在随葬于墓葬的陶俑群中，在随葬有陶俑的北朝大墓中，几乎都可以看到甲骑具装的身影。从北魏，历经东魏——北齐、西魏——北周，直到隋代，将近两个世纪，这种以模拟重装骑兵——甲骑具装形貌的陶俑随葬的习俗经久不衰，反映出那一阶段在现实社会中，重装骑兵在军队中zhan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。不仅在北朝如此，在江南的南朝也不例外，例如江苏丹阳发现的一些南朝大墓，据考证都是南朝王侯的陵墓，墓内壁面上嵌砌有大幅的拼镶砖画，其中也可以看到甲骑具装的身影，保存画面完整的有丹阳的胡桥鹤仙坳、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三座大墓，经考证它们分别为南齐景帝萧道生，宣帝萧承之或者和帝萧宝融，以及东昏侯萧宝卷的陵墓，表明在南朝的军队中，甲骑具装同样据有重要地位。
　　甲骑具装所以能在军队中zhan有重要地位，成为主力兵种，也是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发展过程，前面在叙述三国时曹植铠表时，已经表明当时军中已开始装备马铠，但数量有限，重装骑兵在军中比例过小，对战争胜负不起什么作用。到了公元四世纪初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西晋政权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，诸王争权，酿成“八王之乱”的混战局面。为了增强军力，诸王常常利用一些少数民族贵族参加自己的军队，匈奴人刘渊乘机返回左国城组织军队，建立政权，到其子刘聪时终于攻占洛阳，俘虏晋怀帝，最后导致短命的西晋王朝的覆亡。从匈奴族进入中原开始，一些当时的少数民族，如羯、鲜卑、氐、羌等随之相继进入中原，并且先后建立政权，形成长期动乱和分裂的局面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势，这也促成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进程。这些古代少数民族，原来多生活于北方或西北边陲地区，以游牧经济为主，拥有优良的骏马，军队都是剽悍的骑兵，以人马都装备铠甲的重装骑兵为军中主力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当时在一次战斗结束后，胜利的一方常常能俘获铠马几千匹，甚至上万匹。《晋书·姚兴载记》记录姚兴击败乞伏乾归之后，“降其部众三万六千，收铠马六万匹”。由此可见当时军中装备的马铠即具装铠数量之多。在考古发现中，目前所知国内年代最早的甲骑具装壁画，也正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，例如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承嗣墓的墓室壁画，约绘于公元三八六至三九四年，就有甲骑具装的图像。在朝鲜安岳还发现过前燕司马冬寿的坟墓，他是在公元三三六年逃亡高句丽的，在他的墓室内的壁画中，绘有甲骑具装的图像，据墓壁题写的墨书铭记，那座坟墓的主人葬于东晋永和十三年，实为开平元年，即公元三五七年，略早于霍承嗣墓。南北朝时的重装骑兵，正是沿袭着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统。
　　东晋十六国时期马具装铠的大量装备军队，也和骑兵马具的完备联系在一起的，特别是马镫的发明和使用。目前所知中国出土的马镫实物，是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的木芯鎏金铜马镫，当时还只是使用单镫，大约是为上马时蹬踏的。至于马镫的模型，最早的例子是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(三〇二年)陶俑，在那些陶马上，只在鞍的左侧靠前鞍桥处垂有一个三角状的镫，看来它是为了骑士迅速上马时蹬踏用的，骑上后就不再使用了。这一例证，也被英国、日本等国学者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马镫，如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，就据此认为马镫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史做出贡献的伟大发明之一。马镫的使用对骑兵的发展至关重要，只有装备了马镫，骑兵才能很好地控制披有重甲的骑马，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，充分发挥兵器的效能。
　　马具的完备和具装铠的使用，使重装骑兵从东晋十六国时期直到南北朝，甚至到隋代，一直纵横驰骋在战场上，成为决定战斗胜负的主力兵种。具装铠本身的结构也日益完善，到南北朝时期，具装铠由保护马头的“面帘”、保护马颈的“鸡颈”、保护前胸的“当胸”、保护躯干的“马身甲”、保护臀部的“搭后”以及竖于马尻的“寄生”等六部分组成。除面帘和寄生以外，都是用长方形的甲片编缀成形的。面帘有两种，一种是整套在马头上，只露出耳朵、双眼和口鼻，称“面帘”；另一种是半套在马头髅面部位，除耳目口鼻外，下颏也露在外面。具装铠的质料，主要有两种，或用钢铁制作，或用皮革制作，它们是与战士所披铠甲配套使用，人披铁铠，马也披铁具装；人披皮铠，马也披皮具装。以隋炀帝大业七年(六一一年)进攻高丽的骑兵为例，据《隋书·礼仪志》记载，骑兵四十队，每十队为一团，都是甲骑具装。“第一团，皆青丝连明光甲，铁具装，青缨拂，建狻猊旗。第二团，绛丝连朱犀甲，兽文具装，赤缨拂，建貔貅旗。第三团，白丝连明光甲，铁具装，素缨拂，建辟邪旗。第四团，乌丝连玄犀甲，兽文具装，建[乌]缨拂，建六驳旗。”可见人、马所装备的铠甲不但质料相同，而且颜色一致，极为雄伟壮观。
　　(二)马槊代戟
　　从公元四世纪初开始，为数越来越多的重装骑兵——甲骑具装出现在战场上，披有日益精良的具装铠的战马，驰骋在中华大地，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战争的面貌，也促使军队组织和战术等方面发生变化。为了适应重装骑兵战斗的特点，军中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和远射兵器随之发生新的变化。在格斗兵器方面，主要的变化是戟的衰落，而刀、矛等兵器有了新的发展，特别是装备骑兵的马戟逐渐为骑兵使用的长矛——槊所取代。
　　以钢铁制造的戟，从战国末年出现以后，一直是军队最重要的格斗兵器，直到西晋时仍被名将周处誉为“五兵之雄”。但是它的外貌却与战国秦汉时期戟枝与戟刺垂直的“卜”字形戟有了很大不同，主要的变化是横出的戟枝又折而上扬，成为与戟刺平行的叉刺，全形作双叉形。东晋永和十三年(即升平元年，三五七年)冬寿墓壁画中，在冬寿出行时所乘牛车前面行进的步兵，装备着戟和盾，画面上的戟就是双叉形。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画面中的重装骑兵——甲骑具装，手中所执的兵器全是长柄的槊。这幅壁画给人们带来这样的信息，即当时的重装骑兵已淘汰掉马戟，改用马槊，而步兵有的还维持着原来的传统兵器装备，仍持戟作战。其实从戟本身外貌的改变，已清楚地呈现出衰落的征兆。因为传统的卜字形戟，主要不是以戟刺前刺，而是横击和向回勾斫，仍保留着以戈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勾兵的特征。晋朝时改为双叉形状，就只能向前叉刺，丧失了传统的勾杀的性能，也可以说是向以扎刺杀敌的矛类兵器靠近，这种丧失原来特色的改变，正表明戟这种兵器的衰落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了。导致戟的衰落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它不适于对付铠甲日益坚精的重装骑兵的缘故。为了穿透或斫断骑兵的铠甲和战马的具装铠，戟虽改进成双叉状，但刺与枝都较窄，其穿透力不及长身阔体的两刃槊。而且在工艺制作方面，锻制在刺旁加伸小枝的戟，较锻制槊要复杂费工，特别是用于大量装备军队的格斗兵器，要求精工而量足，工艺简便易造的槊较之复杂费工的戟，自然更合于需要。除此以外，戟本是中原汉族的传统兵器，而甲骑具装的兴起，与西晋以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分不开，而鲜卑等民族的传统兵器多以矛为主，特别是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族更是以善用槊而著称于世，这也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以槊代戟的原因之一。
　　槊在汉代已是骑兵使用的格斗兵器之一，其重要性仅次于马戟，但到南北朝时期，这种兵器有了新的发展，一方面将柄部加长，据《释名》一书所记，汉代的槊长丈八尺，到梁时制作的新式马槊，长二丈四尺，增长到汉槊长度的一倍半。另一方面是刃部增长而且制成两刃，因而增强了效能。可引“折树槊”故事为例，那是发生于公元五三七年的事。梁少府新制成长二丈四尺的两刃槊，梁武帝萧衍让名将羊侃试槊，“侃执槊上马，左右击刺，特尽其妙。”当时观看羊侃使槊的人很多，有人竟登到树上去看，梁武帝看到说“此树必为侍中折矣”(时羊侃官衔为侍中)。果然因登树人多，以致树木折断，所以又称这种新式的槊为“折树槊”。当时槊上的装饰物是幡，北魏禁卫皇室步兵所用槊采用乌黑颜色，缀接黑虾蟆幡。
　　除槊以外，南北朝时军中使用的另一种主要的格斗兵器是刀，骑兵和步兵都用刀。流传至今的歌谣《陇上歌》中所称颂的勇士陈安，就是同时使用长刀和槊两种兵器乘马战斗。歌谣中说陈安作战时“？（左马右聂）骢父马铁锻鞍，七尺大刀奋如湍，丈八蛇矛左右盘，十荡十决无当前。”当时除使用汉魏以来传统使用的手握柄环首长刀以外，刀的外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，开始尝试着把刀锋端稍微加阔些而使刀尖微有上翘，把狭直的斜方刀头，改为前锐后斜的新式样，同时还尝试着把刀柄改成圆銎状，以插接较长的刀柄。例如在江苏镇江市附近发现的东晋时期墓葬中，就出土有上述形状的铁刀，带有圆銎柄的一件，还有护手，通长为四十六点五厘米。这种式样的刀到唐宋以后，成为军中用刀的主要类型，以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，而汉代出现的直身环首刀则逐渐被淘汰。
　　骑兵装备的远射兵器，主要是弓箭，敦煌第二八五窟壁画所绘的重装骑兵，都佩带着弓囊和箭箙。十六国．南北朝时期的弓箭，箭镞已不再用青铜制作，普遍使用钢铁箭镞，其形状大致有两种，一种镞体三棱形，另一种镞体扁平，后一种是当时主要流行的样式。在辽宁北票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中，出土的铁镞多达一百三十多件，都是扁平形状的，中间有脊，剖面呈菱形，镞后尾接有较长的铁铤，铤上有的缠绕一段银丝，然后装插入竹箭杆中。该墓还出土有八枚鸣镝，都是前端安有三翼状的铁镞，铤部插入竹箭杆内，然后在铁镞下面箭杆上贯串一枚橄榄形的骨哨，哨上斜钻五个小孔，发射后可产生鸣响，在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的陵墓中，也发现有少量铁镞，它们是公元五世纪末的产品。铁镞中有三枚镞体三棱形，另七枚则是镞体扁平而镞锋呈平头的铲形。类似的扁体铲形镞，在吉林集安高句丽族的积石墓中也有出土。这表明平头铲形铁镞是北方和东北地区各族流行的样式。
　　与重装骑兵相比较，南北朝时期的步兵在军队中不受重视，兵器装备也不如骑兵精良。从当时的壁画和画像砖等图像材料看，步兵多是轻装，不披铠甲，装备的兵器主要是环首刀和盾，也常见长矛与盾配合使用。远射兵器也以弓箭为主。披铠甲的重装步兵的形象，在当时墓葬中出土的陶俑中可以寻到，所披铠甲多为明光甲，头戴额部有冲角的兜鍪，常常执有上饰狮子花纹图案的大盾，称为“金花师子盾”。此外，还使用威力巨大的强弩，关于强弩的情况在上一章中已有介绍，它们因为威力大，有着神弩、万钧弩等名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