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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睿对曹丕说：“当年，那个刘备夺取了刘璋的天下，这个人是一个不仁义之人。所以，我们帮助那个蜀地的百姓，逃脱兵役是理所当然。”
曹丕满意的笑了，他说：“你现在有进步了，我喜欢说话的方式。”
曹睿说：“儿臣能有些许进步，都是父皇教的好。”
这个时候，司马懿已经在串联蜀地的刘璋后代和属下了。
尚兵精粮足、臣民表示愿坚守城池时，“璋言：‘父子在州二十余年，无恩德以加百姓。百姓攻战三年，肌膏草野者，以璋故也，何心能安！’”
。刘璋举成都投降之时，军民咸流泪。这些都足以说明刘璋在益州有深厚民众基础，深得民众拥护，决不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在蜀人心目中，刘璋未必不是“明君”。正因为如此，尽管刘备处心积虑，竭尽全力，占领益州还是费了不少周折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如雒城之役，耗时一年，折损军师中郎将庞统，才艰难取胜。另外，据史籍记载，建安十六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后，积极争取蜀地民心。
称：“益州牧与先主会涪，统进策曰：‘今因此会，便可执之，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从定一州也。’先主曰：‘初入他国，恩信未著，此不可也’。”此后，刘备“厚树恩德，以收众心”〔1〕。刘备不敢也不能遽取刘璋，反而需花费较长时间来“厚树恩德，以收众心”，这除了说明刘备的“帝室之胄”的旗号在真正的“帝室之胄”刘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刘备的处事谨慎之外，更足以说明刘璋并未失去蜀地民众的支持。总之，诸葛亮所谓“智能之士思得明君”并不符合刘璋所治益州人情实际，毕竟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。
刘璋治理益州并不是“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”，而是有一定的“民本”的思想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；刘璋失益州，也不是因为他昏庸无道，益州人民反对他的统治，而主要是处在东汉末年群雄相竞的时代，刘璋军事才能一般，拙于“人谋”，不识天下形势的结果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刘璋可谓是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凡人”。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甚至是不公正的。然而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，满足于“自保”，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，最终只能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。公孙瓒、刘表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，相反的例子则有曹操统一北方、孙权鼎立江东等。刘璋的“坐保”，导致了他行动的保守和落后，黯于天下大势。当刘备处心竭虑谋夺益州时，刘璋还茫然不知，反而开门揖盗，最终葬送基业。可以说，刘璋失益州在一定意义上是失于“人谋”。
论曰：“璋能闭隘养力，守案先图，尚可与时推移，而遽输利器，静受流斥，所谓羊质虎皮，见豹则恐，吁哉。”的确，天下大势不容刘璋闭隘蓄力，然益州民富强，土地险阻，如发挥“人谋”的主观能动性，努力进取，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无此可能。可是，刘璋暗于天下大势，不知权谋。王夫之卷9称：“论者曰：‘刘璋暗弱’，弱者弱于强争、暗者暗于变诈。”处在汉末这样一个推崇“人谋”的时代，刘璋明显是落伍了，失益州诚为“自然之理”
对于刘璋治益州，诸葛亮说：“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”；“刘璋暗弱，自焉以来，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，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。宠之以位，位极则残；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，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”〔
如所周知，诸葛亮治蜀，益州连边远地区都得到开发，但蜀汉的经济整个说来并未上升，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。以人口为例，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，男女口九十万，到刘禅炎兴元年灭于魏时，户二十八万，口九十四万。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可信，蜀汉四十余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，其中还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后部族，所以可以说蜀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，这足以反映出在蜀汉统治之下，益州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。又，蜀建兴五年，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，上云：“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惫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”〔1〕。诸葛亮这样说，诚然有警醒后主刘禅要努力振作之意，但也足见益州已经不是“国富民强”之局面。在一条教令中，诸葛亮宣称：“今民贫国虚，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耳。”〔4〕要注意的是，此时正是蜀汉国力比较强的时期。
“益州疲惫”、“唯仰蜀锦耳”，此种经济状况，显然比刘璋治蜀时期有所倒退。诸葛亮在襄阳献“刘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当世公认的。这除了与汉末益州少遭遇战乱的破坏有关外，更是与刘璋治蜀分不开。且以刘璋用人论，载：刘备在夺得益州后，大用益州俊才，“及董和、黄权、李严等本璋之所用也，吴懿、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，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，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，皆处之显任，尽其器能”。刘备所用的益州人才，其实基本上是原刘璋人才集团中的成员。特别是，刘璋所摈弃的彭羕，后来也被刘备所摈弃乃至诛杀。这说明刘璋在治蜀之时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识人、用人的，对益州土著也曾努力的拉拢与团结。这应是刘璋统治时，益州政治得以稳定、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。史籍中虽没有直接的史实来说明刘璋治蜀的业绩，但刘璋能稳定益州，发展益州，不能谓无能、无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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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丕满意的笑了，他说：“你现在有进步了，我喜欢说话的方式。”
曹睿说：“儿臣能有些许进步，都是父皇教的好。”
这个时候，司马懿已经在串联蜀地的刘璋后代和属下了。
尚兵精粮足、臣民表示愿坚守城池时，“璋言：‘父子在州二十余年，无恩德以加百姓。百姓攻战三年，肌膏草野者，以璋故也，何心能安！’”
。刘璋举成都投降之时，军民咸流泪。这些都足以说明刘璋在益州有深厚民众基础，深得民众拥护，决不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在蜀人心目中，刘璋未必不是“明君”。正因为如此，尽管刘备处心积虑，竭尽全力，占领益州还是费了不少周折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如雒城之役，耗时一年，折损军师中郎将庞统，才艰难取胜。另外，据史籍记载，建安十六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后，积极争取蜀地民心。
称：“益州牧与先主会涪，统进策曰：‘今因此会，便可执之，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从定一州也。’先主曰：‘初入他国，恩信未著，此不可也’。”此后，刘备“厚树恩德，以收众心”〔1〕。刘备不敢也不能遽取刘璋，反而需花费较长时间来“厚树恩德，以收众心”，这除了说明刘备的“帝室之胄”的旗号在真正的“帝室之胄”刘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刘备的处事谨慎之外，更足以说明刘璋并未失去蜀地民众的支持。总之，诸葛亮所谓“智能之士思得明君”并不符合刘璋所治益州人情实际，毕竟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。
刘璋治理益州并不是“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”，而是有一定的“民本”的思想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；刘璋失益州，也不是因为他昏庸无道，益州人民反对他的统治，而主要是处在东汉末年群雄相竞的时代，刘璋军事才能一般，拙于“人谋”，不识天下形势的结果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刘璋可谓是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凡人”。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甚至是不公正的。然而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，满足于“自保”，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，最终只能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。公孙瓒、刘表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，相反的例子则有曹操统一北方、孙权鼎立江东等。刘璋的“坐保”，导致了他行动的保守和落后，黯于天下大势。当刘备处心竭虑谋夺益州时，刘璋还茫然不知，反而开门揖盗，最终葬送基业。可以说，刘璋失益州在一定意义上是失于“人谋”。
论曰：“璋能闭隘养力，守案先图，尚可与时推移，而遽输利器，静受流斥，所谓羊质虎皮，见豹则恐，吁哉。”的确，天下大势不容刘璋闭隘蓄力，然益州民富强，土地险阻，如发挥“人谋”的主观能动性，努力进取，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无此可能。可是，刘璋暗于天下大势，不知权谋。王夫之卷9称：“论者曰：‘刘璋暗弱’，弱者弱于强争、暗者暗于变诈。”处在汉末这样一个推崇“人谋”的时代，刘璋明显是落伍了，失益州诚为“自然之理”
对于刘璋治益州，诸葛亮说：“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”；“刘璋暗弱，自焉以来，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，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。宠之以位，位极则残；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，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”〔
如所周知，诸葛亮治蜀，益州连边远地区都得到开发，但蜀汉的经济整个说来并未上升，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。以人口为例，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，男女口九十万，到刘禅炎兴元年灭于魏时，户二十八万，口九十四万。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可信，蜀汉四十余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，其中还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后部族，所以可以说蜀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，这足以反映出在蜀汉统治之下，益州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。又，蜀建兴五年，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，上云：“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惫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”〔1〕。诸葛亮这样说，诚然有警醒后主刘禅要努力振作之意，但也足见益州已经不是“国富民强”之局面。在一条教令中，诸葛亮宣称：“今民贫国虚，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耳。”〔4〕要注意的是，此时正是蜀汉国力比较强的时期。
“益州疲惫”、“唯仰蜀锦耳”，此种经济状况，显然比刘璋治蜀时期有所倒退。诸葛亮在襄阳献“刘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当世公认的。这除了与汉末益州少遭遇战乱的破坏有关外，更是与刘璋治蜀分不开。且以刘璋用人论，载：刘备在夺得益州后，大用益州俊才，“及董和、黄权、李严等本璋之所用也，吴懿、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，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，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，皆处之显任，尽其器能”。刘备所用的益州人才，其实基本上是原刘璋人才集团中的成员。特别是，刘璋所摈弃的彭羕，后来也被刘备所摈弃乃至诛杀。这说明刘璋在治蜀之时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识人、用人的，对益州土著也曾努力的拉拢与团结。这应是刘璋统治时，益州政治得以稳定、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。史籍中虽没有直接的史实来说明刘璋治蜀的业绩，但刘璋能稳定益州，发展益州，不能谓无能、无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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