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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厂长和魏大姐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啊？
也是有原因的。
敢情自元旦以来，他们之所以对服务公司的成绩和动态没做太多关注。
除了思想上的轻忽以外，也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厂领导一样，几乎都被上级发布的一个人事命令牵住了精力。
那就是各单位奉命开始清理整顿“以工代干”的事儿。
说起来，这也是非常时期所造就的一种特殊现象。
前些年的时候，由于政治风波动荡，干部迅速减员的同时，干部来源也持续变少。
于是为了维持社会职能正常运转，许多政治过硬的工人就被借调去顶替干部的工作。
简而言之，就是关系留在原单位，暂时用工人的身份行使干部的职能或者职权。
这就叫“以工代干”。
应该说，在当年社会结构非常僵化、社会流动基本冻结、个人出路很少的情况下。
谁能取得“以工代干”的身份，是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。
像第五代导演张艺谋1974年当工人时，自己苦学摄影。
他最大的人生梦想，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“以工代干”的宣传干事。
但也得说明白一点，由于编制问题。
这批人尽管掌握了一定权力，但在福利和待遇上却不能和真正的干部比肩。
他们的工资只能按照原单位的薪酬支取，顶多是领些额外补贴和津贴而已。
干部和工人身份对他们来说，始终是一道鸿沟，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。
这就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，也难免有一种失落感。
而他们最大的梦想也就是谋求转成正式干部，尽快把“代”字去掉。
偏偏由于素质和教育程度所限，许多人不仅思想很“左”，自身能力也远不能胜任干部的工作。
所以动荡年代一经结束，他们的存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对改革的顺利发展形成了阻力。
于是国家就不能不痛下决心宣告这项制度进入历史了，现在就到了让这批人交出手中权力的时候。
具体措施是肯定一小部分人的成绩，说符合条件可以转干。
同时也指出大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，不能胜任本职工作，原则上要回到工人岗位上。
最后还明确要求，今后不得再使用“以工代干”这样的词汇。
那不用说，这决定着众多人利益的事儿，马上就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和干扰。
有的单位虚报干部人数、有的人托人说情、弄虚作假，比如多报年限，提供假证明、假学历。拿“北极熊”来说，前前后后也派出过不少这样“以工代干”的人。
想当初是郭书记掌权，杨厂长在“批白专路线”的时候，一度还曾溜边儿站。
那这样的“美事儿”，自然大部分都是走了郭书记的门路。
而且后来这批人也帮郭书记办了不少事儿。
现在这帮人里还没办成“转干”的大概有十几个人。
遇到难关了，掉头又来求他，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
可惜现在厂里已经换了天了，组织和人事权完全捏在了杨厂长手里。
他既怕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回厂继续作威作福，坏了他的一锅粥。
轻工业局还已经通报了一个干部在这事儿上徇私，被降职处理的事儿。
鉴于这两种压力，他怎么可能豁出自己，去成全郭书记的人情债呢？
于是这几个月杨厂长跟郭书记竟扯皮论仗了。
而随后，一个副书记、两个副厂长，工会魏大姐、还有组织科、人事科也都牵连在其中。
有人怕沾包想撇清自己，有人受人所托要说情，有人为了选边站表忠心，有人是想和稀泥……
总之那叫一个乱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，结果就让这事儿就越捋越捋不清。
如今杨厂长是被一帮人的吐沫喷的焦头烂额，魏大姐是为了维护厂内安定团结左右两难，全体领导班子几乎全陷在这件事里了。
这才是几个月以来，服务公司能关起门来，闷声大发财的真正原因。
要不然，怎么也不会这么多厂领导对他们一直不闻不问啊。
而就在这种特殊的时候，又冒出服务公司的爆炸性新闻来。
所有人都不了解情况，肯定第一反应，就是服务公司胡糟改呢，厂里借他们的启动资金弄不好要赔光。
再加上头喽培训室里“养懒汉”的事儿，那郭书记必然会第一时间借题发挥，向杨厂长和魏大姐质问。
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杨厂长和魏大姐如果做不出合理答复和交代。
那么下一步，郭书记就会建议派几个待安置的“以工代干”去查服务公司。
为了以示清白，杨厂长和魏大姐恐怕不得不同意。
这样一旦查出问题，别说水清会因为经济问题吃不了兜着走，这事儿也会成为杨厂长和魏大姐的小辫子。
像“监管不力”、“所用非人”、“御下不严”的罪名就能扣上了。
即使查不出问题，还能鸡蛋里挑骨头呢。
至少派去查问题的人，事后还多半会被郭书记以“必要的监督”的名义，借机安置下来，为服务公司埋下了隐患。
这又有多么合适呢？
所以说这事儿出在这个垦节儿上非比寻常啊，不能等闲视之。
真要是洪衍武和水清没长这个心眼，弄不好郭书记的“组合拳”就能打死老师傅。
让他们每个人都应付不迭，吃个大大的闷亏。
果不其然，和预计的一样。
才隔了一天，郭书记就紧急召开了一次厂务会，把服务公司的事儿甩在了台面儿上。
不过可惜，他慢了就是慢了。
这“秘密武器”虽然爆出后声势不凡，让会场为之哗然，却注定不能再起到“突然袭击”的奇效。
杨厂长和魏大姐都镇定自若，经过一番合计，他们早已胸有成算。
这不，俩人心生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先由魏大姐先不动声色的敲打了一句。
“都安静一下，注意会场纪律。”
杨厂长这才若无其事的发言。
“好了好了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其实郭书记就是不召开这个厂务会，我也要召开。为什么？因为服务公司办得好啊！咱们厂出了能人！可喜可贺！这是我们厂贯彻上级指示，试行负责制的初步成功，是制度改革上完全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成绩……”
好嘛，杨书记这么一说不要紧，私下同样有勾连的郭书记和副书记俩人脸色全变了。
俩人可没想到杨厂长会是这个态度。
更心知不能由着杨厂长把调子定下来，否则后面还怎么说啊？
于是副书记就得出面，开始来搅和了。
“等等，等等！杨厂长，您这么说，我怎么糊涂了？服务公司的状况明明是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啊！您怎么还把他们美化成改革典型了？何况没经任何调查呢，您就敢打这个保票！这万一要是……”
哪知杨厂长却根本不吃他这套，微微一笑，掷地有声的说。
“不用调查，我身为全厂负责经营和生产的最高领导，当然得掌握服务公司的经济情况。我就敢打这个保票！”
也是有原因的。
敢情自元旦以来，他们之所以对服务公司的成绩和动态没做太多关注。
除了思想上的轻忽以外，也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厂领导一样，几乎都被上级发布的一个人事命令牵住了精力。
那就是各单位奉命开始清理整顿“以工代干”的事儿。
说起来，这也是非常时期所造就的一种特殊现象。
前些年的时候，由于政治风波动荡，干部迅速减员的同时，干部来源也持续变少。
于是为了维持社会职能正常运转，许多政治过硬的工人就被借调去顶替干部的工作。
简而言之，就是关系留在原单位，暂时用工人的身份行使干部的职能或者职权。
这就叫“以工代干”。
应该说，在当年社会结构非常僵化、社会流动基本冻结、个人出路很少的情况下。
谁能取得“以工代干”的身份，是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。
像第五代导演张艺谋1974年当工人时，自己苦学摄影。
他最大的人生梦想，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“以工代干”的宣传干事。
但也得说明白一点，由于编制问题。
这批人尽管掌握了一定权力，但在福利和待遇上却不能和真正的干部比肩。
他们的工资只能按照原单位的薪酬支取，顶多是领些额外补贴和津贴而已。
干部和工人身份对他们来说，始终是一道鸿沟，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。
这就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，也难免有一种失落感。
而他们最大的梦想也就是谋求转成正式干部，尽快把“代”字去掉。
偏偏由于素质和教育程度所限，许多人不仅思想很“左”，自身能力也远不能胜任干部的工作。
所以动荡年代一经结束，他们的存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对改革的顺利发展形成了阻力。
于是国家就不能不痛下决心宣告这项制度进入历史了，现在就到了让这批人交出手中权力的时候。
具体措施是肯定一小部分人的成绩，说符合条件可以转干。
同时也指出大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，不能胜任本职工作，原则上要回到工人岗位上。
最后还明确要求，今后不得再使用“以工代干”这样的词汇。
那不用说，这决定着众多人利益的事儿，马上就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和干扰。
有的单位虚报干部人数、有的人托人说情、弄虚作假，比如多报年限，提供假证明、假学历。拿“北极熊”来说，前前后后也派出过不少这样“以工代干”的人。
想当初是郭书记掌权，杨厂长在“批白专路线”的时候，一度还曾溜边儿站。
那这样的“美事儿”，自然大部分都是走了郭书记的门路。
而且后来这批人也帮郭书记办了不少事儿。
现在这帮人里还没办成“转干”的大概有十几个人。
遇到难关了，掉头又来求他，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
可惜现在厂里已经换了天了，组织和人事权完全捏在了杨厂长手里。
他既怕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回厂继续作威作福，坏了他的一锅粥。
轻工业局还已经通报了一个干部在这事儿上徇私，被降职处理的事儿。
鉴于这两种压力，他怎么可能豁出自己，去成全郭书记的人情债呢？
于是这几个月杨厂长跟郭书记竟扯皮论仗了。
而随后，一个副书记、两个副厂长，工会魏大姐、还有组织科、人事科也都牵连在其中。
有人怕沾包想撇清自己，有人受人所托要说情，有人为了选边站表忠心，有人是想和稀泥……
总之那叫一个乱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，结果就让这事儿就越捋越捋不清。
如今杨厂长是被一帮人的吐沫喷的焦头烂额，魏大姐是为了维护厂内安定团结左右两难，全体领导班子几乎全陷在这件事里了。
这才是几个月以来，服务公司能关起门来，闷声大发财的真正原因。
要不然，怎么也不会这么多厂领导对他们一直不闻不问啊。
而就在这种特殊的时候，又冒出服务公司的爆炸性新闻来。
所有人都不了解情况，肯定第一反应，就是服务公司胡糟改呢，厂里借他们的启动资金弄不好要赔光。
再加上头喽培训室里“养懒汉”的事儿，那郭书记必然会第一时间借题发挥，向杨厂长和魏大姐质问。
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杨厂长和魏大姐如果做不出合理答复和交代。
那么下一步，郭书记就会建议派几个待安置的“以工代干”去查服务公司。
为了以示清白，杨厂长和魏大姐恐怕不得不同意。
这样一旦查出问题，别说水清会因为经济问题吃不了兜着走，这事儿也会成为杨厂长和魏大姐的小辫子。
像“监管不力”、“所用非人”、“御下不严”的罪名就能扣上了。
即使查不出问题，还能鸡蛋里挑骨头呢。
至少派去查问题的人，事后还多半会被郭书记以“必要的监督”的名义，借机安置下来，为服务公司埋下了隐患。
这又有多么合适呢？
所以说这事儿出在这个垦节儿上非比寻常啊，不能等闲视之。
真要是洪衍武和水清没长这个心眼，弄不好郭书记的“组合拳”就能打死老师傅。
让他们每个人都应付不迭，吃个大大的闷亏。
果不其然，和预计的一样。
才隔了一天，郭书记就紧急召开了一次厂务会，把服务公司的事儿甩在了台面儿上。
不过可惜，他慢了就是慢了。
这“秘密武器”虽然爆出后声势不凡，让会场为之哗然，却注定不能再起到“突然袭击”的奇效。
杨厂长和魏大姐都镇定自若，经过一番合计，他们早已胸有成算。
这不，俩人心生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先由魏大姐先不动声色的敲打了一句。
“都安静一下，注意会场纪律。”
杨厂长这才若无其事的发言。
“好了好了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其实郭书记就是不召开这个厂务会，我也要召开。为什么？因为服务公司办得好啊！咱们厂出了能人！可喜可贺！这是我们厂贯彻上级指示，试行负责制的初步成功，是制度改革上完全拿得出手的实实在在成绩……”
好嘛，杨书记这么一说不要紧，私下同样有勾连的郭书记和副书记俩人脸色全变了。
俩人可没想到杨厂长会是这个态度。
更心知不能由着杨厂长把调子定下来，否则后面还怎么说啊？
于是副书记就得出面，开始来搅和了。
“等等，等等！杨厂长，您这么说，我怎么糊涂了？服务公司的状况明明是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啊！您怎么还把他们美化成改革典型了？何况没经任何调查呢，您就敢打这个保票！这万一要是……”
哪知杨厂长却根本不吃他这套，微微一笑，掷地有声的说。
“不用调查，我身为全厂负责经营和生产的最高领导，当然得掌握服务公司的经济情况。我就敢打这个保票！”